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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文学》杂志原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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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肖复兴,正以妈富隆绿暗红稀,原罪平板车雍容雅步。
《人民公敌》这部剧，前后表达的是易卜生的两种思想，前半部分是关于环境与精神同时的污染，是公理与权势一并的斗争；后半部分则是关于群众的认知，亦即易卜生通过斯多克芒反复讲的多数派和少数派。
打通西洋话剧和中国戏曲两脉，焦菊隐做出了富有开创意义的实践工作，这些实践，成为了经典，迄今无人可以企及。如今，我们实在缺少如焦先生这样既懂中国戏曲又懂西洋话剧、同时又能清醒地指陈话剧现实的导演了。
这150幅作品中，不仅包括画家的画作，还包括战争期间讽刺报刊的漫画、报刊上的纪实照片、普通人邮寄的明信片和记录的战时日记。在这里，战争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画家不同的思想与风格，所谓战争的“余波”，波及现实与艺术的结果是极其冷酷、复杂和久远的。
如今舞台上呈现的《司马迁》，是一部中规中矩的戏，尽管戏里有与故人司马谈、屈原穿越相会的浪漫抒情，基本上走的是传统话剧的路数，而且融有明显的小说而非戏剧的叙事策略，从演员表演而言，冯远征的司马迁和于震的汉武帝最为出色。
客观讲，电视剧以朴实的叙事策略和演员尽职的表演，忠诚完成并尽可能挖掘了上述小说中生活和理想两大长处。尽管比肆意编织情节的《红高粱》的改编要好得多，但是，这些编戏的策略，已经成为如今电视剧难以根治的病根。
人们对于春晚如此爱恨交加的态度，其实就是对于动荡的变革时代新兴而驳杂的大众文化的态度。人们骂它，百般挑剔它，又离不了它。这真的是一种奇怪的中国现象。
人们对于春晚如此爱恨交加的态度，其实就是对于动荡的变革时代新兴而驳杂的大众文化的态度。春晚谁来搞都难，无论换哪位导演，无论请哪位主持人，无论上哪位大腕演员，更无论增添何种声光电的高科技和现代化舞台效果。
新年伊始，看跨年大戏《锋刃》和《老农民》，非常失望。如果说，《锋刃》对历史的想象过于无边，过于随心所欲；那么，《老农民》对于历史的想象则过于拘谨，过于概念化和表面化。想起《锋刃》中黄渤扮演的主角沈西林嘴上的胡子，是为了角色特意设计的造型。
农民兄弟让我相信，好音乐永远不是一件越华丽越好的披风，不是越飙高音越好，不是越奢靡声光电现代科技的制作与舞台越好，而是一种质朴简单发自内心的声音，来自民间的声音。之所以在看完“好歌曲”想起了他们，是想说我们的原创音乐需要年轻人，更需要青春更为多样性的丰富创作。
《四十九日·祭》依然是一部好戏，它起码以强烈的在场感让我们正视那场残酷的战争和战争中的我们自己。它起码让艺术面对历史的时候，不仅面对的是我们对于带血历史的触摸和认知，也是面对我们自己磨粗磨钝的良知。?
马泽尔指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的瓦格纳歌剧无词版《尼伯龙根的指环》，无疑是对瓦格纳诞辰200周年最好的纪念。早在瓦格纳在世的时代，人们就将瓦格纳所创作的这种新形式的歌剧叫做交响歌剧，指出瓦格纳歌剧和交响乐之间的关系。
于是之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诗：“山中除夕无别事，插了梅花便过年。”我非常喜欢，这句诗是于是之单纯透明的注脚。只是，这种无论做人还是艺术的境界，已为我们如今的艺术所稀缺。由历史和现实交织而成的层叠的挤压，雾霾一样遮蔽着越来越世俗的我们。蛇年的春节就到了，就让于是之去天堂插一枝梅花清...
江河不洗今古恨，天地能知忠义心。历史上有些年头，是极具意义的，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一九四二》，让我们记住了我们民族这个饥荒、残酷、屈辱的一九四二年。它的意义，便不亚于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或一九六六等许多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年份。看完这部电影，让我想起雨果著名的《九三年》。它的意义，...
鸡汤毕竟不是白开水，更不是毒药。只是鸡汤总有喝腻的时候。大众文化就是这样东边日头西边雨，在转瞬之间寻找着下一个追捧的新偶像，就像在转瞬之间找一个开涮的对象一样。被追捧和被开涮，都是走出传统课堂和书斋而步入新媒体前沿的文化名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倒金字塔形”的养老困境，表面上看是独生子女尽孝问题，实际也是整个社会都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国家有责任出台新的政策，提供资金、人员等方面的支持，帮助独生子女一代解决实际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