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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的原因大家都明白，看病贵的根源，人们虽然能够想象，但幕后具体是怎样运作的，药商与医生是怎样勾结的，则多有人们未知之秘。在贿赂医生以抬高药费方面，外资药商并不是发明者，许多跨国药企入乡随俗后“变坏”了。
体制的更改，更多意义上是形式的改革。虽然必不可少，却难以“触及灵魂”。果真要根治腐败实现廉政，就必须有更大力度的变革，让人民能够真正监督政府、监督国企，比如政务公开。
目前，中国的能源价格、无论是石油、电力或是天然气，均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味地追求国有垄断能源企业的利润，而不顾消费者对涨价的恐惧，这样的价格改革于“提高民生福祉”的宗旨并不合拍。
这次对三星等九家液晶面板供货商进行查处，是我国首次对外资企业和大陆以外企业的串谋价格行为进行的首次查处，显示了我国政府公平执法的决心，对这些企业也起到了警示作用。
起航于改革开放浪潮中的民营企业，如今已入而立之年，虽然30多年来有了长足进展，舴艋小舟变成了万吨大船，但如果与国企相比，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判断中华民族复兴与否，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并不矛盾，且定性分析需要定量分析的支持。
我们现行的法律，赌博评级：竟然也祭起没收法宝。不区分受害财产是国家与个人，笼统规定一概没收，客观上必将贻害无穷。就吴英案而言，如果不将其数量众多的房产和豪车等财产拍卖、不归还债权人就枪毙，然后又将其价值5亿左右的房产没收充公，这等于间接侵占了公民个人的财产。尽管这是“依法办案”、“符合中国...
以“解决春运”为诱饵讨换公众对高铁的盲目期待，实际上麻醉了公众对高铁大跃进的警惕。春运中有那么多民工，让他们坐昂贵的高铁显然并不现实。而“极大缓解”的许诺之后，如果落实不了，对公众伤害更大。所以，告诉公众实情，即便是沮丧的窘境，由助于避免公众因过高的期待落空而遭受挫败感。
欧洲过度的福利养了懒人。中国能否因此就不建设福利制度？是否该继续奉行以往的高积累、高税收、财富集中于政府手中的国富民穷、大国小民政策？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中国不是过度不过度的问题，而是急需填补空白。
如果说一盘散沙的农户无法蜕变，那些雄霸国内市场的大企业集团，则完全应该走质量和信誉兴企之路。可惜事实完全相反。以奶业为例，可谓黑幕重重，偶尔有一两个王丁棉这样的“大炮”内线出来说实话，马上就被封杀，“大炮”立即哑巴。反观日本人，为了生产出纯绿色的产品，宁肯亏损5年，也要花费大力气...
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起步，自然就谈不上不“进步”，虽然参照发达国家标准有些落后，但总比没有强。“倒退”的慈善，远胜“进步”的画饼充饥 在中国，类似陈光标这样的慈善家，实在是凤毛麟角。这就太苛求陈光标了；对台湾的受赠人，打击面也太大了。
扭转能源高消耗局面，动力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的，因为能源高消耗，受害的首先是我们自己。中国想出口的深加工产品，他们不要，“双反”反的就是这类；而中国不想多生产的大路货，他们则敞开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