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部门要避免此类的意外的再次上演,要做的事也很简单,便是让自己的决策最大程度符合情况现实。当然,这也有些难。相关部门在制订相关决策之时的惰性存在已久,要让其立马克服,大概与让一个毒瘾太深之人立马戒毒一般困难。
在刘丽之后,肯定还会有更很多的“打工妹”、“打工仔”会被选为人大代表,走进神圣而又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作为来自最基层的代表,心情激动是在所难免,但是再激动也不能误了正事,忘记自己参加“两会”要完成为基层“代言”任务。
我国历届政府都在倡导问政于民的行政理念。如何问政于民?笔者觉得就应该从小事做起,从细微之处开始,而为新设或新组建的政府机构拟定名称,完全可以本着问政于民的行政理念,向人民大众讨教新名称。
大学向公共人物授予学位,也代表了该大学对待某些社会事务的态度,进而有助于大学塑造自己积极的价值取向。香港大学把学位授予热衷于慈善事业的姚明,至少表明香港大学队对这种积极回报社会的态度,不是反对而是认可。
假如幼师这个行业有着规范的培训程序,学校对幼师的选择不是那么轻率,社会对幼儿教育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名幼师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这些让人愤怒的画面,自然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因此,我们对“虐童照”的处理,应该以更为诚恳的态度,对幼儿教育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反思,尽力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事...
未来十年,中国教育事业如何发展,一方面需要扩大过去十年成功的尝试得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必须要寻找新的突破点。改革需要突破,没有突破,改革也是名存实亡了。
山东高密的做法,不仅让人反感,更让人觉得担忧。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高密政府出头搞点庆祝活动,尚属情理之中的事情。若是莫言因为获奖,变成了地政府唱经济大戏的舞台,笔者估计在这个戏台上,唱的全是莫言的悲哀、时代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由于留学生数量的集聚增加,留学生的质量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也开始改变以文凭论高低用人标准,更加看重个人的工作能力。这一改变也许还不够明朗,但毕竟也算中国用人标准的一大进步,对改善未来人才市场的竞争环境有着不小的作用。
法国时尚巨头的行为,只是根据国人的心理,可以制造的一起商业炒作行为。国人可以借此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但不能因此觉得自己是素质上的侏儒,更不能因此落入别人的商业圈套之中,成为“新生的上帝”。
罚款要得到彻底的解决,不仅要授予行政人员正确的工作方法,更需要在制度设计做出新的调整,以更为有效的监督体系,以更为合理的评价体系,来保证罚款工作能够健康进行。
名人故里经过相关地方政府的包装,成了难看的“烂尾工程”,只会把给多的损害带给政府、民众以及名人故居本身。也许,相关地方政府觉得自己动用巨资,替名人故里扩容也是学习了西方国家的做法。
世界不仅把推动社会进步的新事物送入中国,也把许多可以颠覆传统理念输入中国。此时此刻的中国人,似乎必须在传统与时代之间做出自己抉择,又似乎要以自己的努力完成传统与时代之间的衔接。
养老院作为专门的养老机构,要是不能积极尊老,至少会产生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这样做会败坏养老行业的社会形象;另一方面,这对尊老意识的广泛弘扬,也会产生诸多消极作用。
政府真想对因公殉职的公务人员给予更客观、更公正、更积极的评价,必须把该公务人员往日的工作成绩纳为评定依据,不能因为该公务人员死得感人,便给予过高、甚至有些失真的评价。对政府而言,只有把自己给予这些公务员的评价,建立在大量事实之上,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经受住时代的考验。
媒体离不开公信力,央视更不能没有公信力。公信力对媒体而言,不仅意味着媒体社会影响力的强弱,也意味着媒体生存能力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