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记者黑名单”的叫嚣和权力暴戾相比，“固定格式回应采访”的创意貌似义正词严，其实都是抵制媒体监督的不同表现形式。这种生硬、隐蔽和具有误导性的权力审美，更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所谓“公开公平公正”的人生机遇，在“关系户”和“领导亲属”的挤压下，所剩还有几何？
面对公平缺失，“吹牛”既有情绪宣泄的成分，亦有潜规则文化侵蚀遵从的因素。事实上，“关系代表一切”、“背景决定一切”、“有钱就有一切”的荒诞价值观被作为某种“荣耀”而被广泛“吹牛”，这本身就隐喻着一些“小气候”。
显然,我们在还原公共监督权和公共知情权、构建透明公共财政的道路上还要继续大步前进——什么时候公共财力使用能在透明机制下运行并得到有效监督,所谓“超前建设”赶超欧美的豪华办公楼自然就统统成为过眼云烟。
情感表达“工具化”已经侵吞了我们的传统人情信仰。可人是有情感的高级生命，人情是维系社会交往和人际交流的精神纽带——正如汽车不可能取代走路，电脑不可能替代写字，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主动或被动地让工具主宰了我们的情感世界。否则，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情感，还有灵魂。
运动式执法只有短期作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百米冲刺在其他领域也许很有效，但公共管理却是长期不懈怠的马拉松赛跑。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多一些日常性的认真执法而少一些运动性的大棒严打，无论谣言有再大的魔力，“满城尽是卷帘门”也注定不会出现。
除非把市场上流通的廉价香烟全部禁绝同时将香烟价格统统暴涨为天价,价格才有可能成为推进控烟的杠杆,但效力也非常有限。
奥运会的看点不仅在于金牌，还在于“输球又输人”舆论倒戈之类展示奥运理性和道德感的社会细节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本届开幕式上讲过一句话：“赢得胜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比赛”。
奥运盛会，重在参与。“痛失金牌”的悲情渲染让奥运变了味，让奥运精神黯然无光。伦敦奥运还要继续，媒体也好，网民也罢，都请少发一些“痛失金牌”的牢骚，怀着一颗平常心享受这场体育的盛宴。
这种自设自问、无事生非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暴力命题，在这方面喋喋不休，实际上是对道德的戕害。当然，对于一些哄客们来说，“先救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围观”过程中的情绪宣泄和欲望满足。
这种自设自问、无事生非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暴力命题，在这方面喋喋不休，实际上是对道德的戕害。当然，对于一些哄客们来说，“先救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围观”过程中的情绪宣泄和欲望满足。
当然，“焦虑”并不可怕，这是社会成长的必然代价；可怕的是，我们似乎正在试图将“焦虑”解读成一种个体的性格缺陷、一种时代精神的荒芜，从而将问题的本质有意无意地回避过去。
公众应该多些耐心和理性，给制度的进步留出探索的空间，靠行政热情和舆论狂热打开的大门，根基并不牢固，容易弄成一锅“夹生饭”——或者推倒重来，或者半途而废。
制度可以有探索实践的过程，哪怕时间长一些、步伐前进得缓慢一些，但却不能开制度的倒车——“公开”和“监督”是财产公开制度的“基本点”，不能打任何的折扣，不能有任何的走形。
湖北利川旅游“我靠重庆”的广告风波未平,恩施旅游广告又引争议。在一些地方,监管者对恶俗商业炒作“不以为耻”,采取默许或者是纵容的态度,有些甚至是政府部门亲自披挂上阵一手操办。
“公款旅游一律由个人买单”的制度规范，就相当于变相给了暴露的违纪官员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个人买单”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严肃的制度规范被一个“个人买单”制度补丁悄然架空。
网络剧、微电影一律先审后播，这个消息在互联网上发布以后，引起舆论哗然。
商业炒作从一哄而上到无序乱舞、再到失去底线，这样一条膨胀性“发展”的轨迹，凸显出相关法律制度的缺位和职能部门监管责任的严重缺失。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根本改变，眼球经济时代的“凉民证”传奇，不是第一次上演，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上演。
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各行业在事实上已经具备了为劳动者提供带薪休假的“实力”，而更加人性化的带薪休假制度和相关政策也早已到位，我们缺乏的只是推进带薪休假的“执行力”。
“损公肥私”式的改革真的是我们需要的改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