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一名上二年级的9岁男童被养母“毒打”,导致后背伤痕累累,脚面浮肿,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事实上,中国已经有明确的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如《关于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若干问题的司法意见》以及刑法中的虐待罪、遗弃罪。
相较之国内许多愤青的喊打喊杀,我们明显感觉到接触的日本人将中日关系看得比较乐观,当被问及中日关系未来的可能性,会不会发生战争,多位新结识的日本学者、媒体人觉得,中日之间经济的纽带千丝万缕,密切相连,不大可能开战。
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与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近年以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不甘寂寞,不甘心“战败国”体制,野心不死,蠢蠢欲动,军国主义也开始抬头。日本通过改变宪法解释的方式,谋求拥有“集体自卫权”。
扛着高校改革大旗,誓去行政化,践行教授治校的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备受国人关注。南科大以热闹非凡的姿态开场亮相,我认为其首届教改班的45名学生将享受最充分的改革红利,比起后来者,他们的道路有可能是最宽广的。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在对每一位老师献上祝福之余,也不免有些担忧。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礼”,如何对待教师节礼物,恐怕已经和看待教师这一形象密切相关。因为只要有一次暗箱操作,就会无形中提高信用的成本,从而带动其他交往的信用成本,让单纯的信用关系不复存在。
无论选择发放现金还是发放教育券的方式,都将确保学生拥有教育的选择权,还可以对民办学校提供政府财政资助,使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样的“国民待遇”,打破公办学校的资源垄断。
中国的教育要发展,除内修其身之外,还需要两大外力助推,一是科技,一是资本。民办教育能纾解公共教育的压力,加速教育的发展,增强教育领域的活力和竞争力,为学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鼓励、支持外资和民资投身教育,不应只是纸上谈兵,而须落到实处。
孟浩留须死磕红头文件已被传为佳话,但折射的却是一些地方政务公开不透明、不到位的尴尬。在世界很多发达国家,政务公开,行政权力透明运行早已是基本常识。如瑞典在1766年就制定了《信息自由法》,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政务公开的立法,沿用至今。
一旦真正的民校拥有实质性的办学自主权,一方面将促进考试联盟继续演进出评分互认机制,一方面也将在生源的压力下,促使民校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相关改革,为家长和学生提供更多选择,双方各得其所。总之,民生无小事,政府做得怎样,市民心里有一杆秤。
做到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当务之急是要完善法律条文,构建民主程序,广泛听取民意,反复论证地下空间开发的可行性并让市民同意,当这些条件都不具备,与其为了短期利益多快好省急匆匆开发,不如暂缓表面经济的增长。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约束政府的逐利冲动,唯如此方能让一个城市做到可持续发展。
目前国内有关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立法十分薄弱,有关受益人并未明确规定,原本应该服务于公众的财富,被有关部门当成平衡财政支出的工具,政府吃了螃蟹,让市民来清理狼藉的杯盘,不仅暴露了其逐利本能,而且为城市发展埋下不少隐患。
在纳税人已经是衣食父母的情况下,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仍然有如此差距,所反映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工作态度和能力的问题,而是公仆们观念颠倒以及现实权力分配不公所致。
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中,即便有部分企业权利意识日益成熟,如深圳唯冠,打赢了国内官司,也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既不能增加中国企业的忧患意识,也不能改变目前科技创新不足的现状。
新课标的颁布,除了为迟缓的教育改革裱裱糊糊外,每一次更换新课标,教材势必重编,那是否意味着巨大的寻租机会,出版社不得不“跑部钱进”?但愿某些既得利益群体不会“摸石头摸上了瘾,不愿过河了”。
假如教育主管部门真心替家长和儿童利益着想,应该降低幼儿园办学门槛,降低场地和规模要求,以方便家长接送为原则。幼儿园数量多了,竞争激烈了,价格自然就下降了。幼儿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小班小校、混龄教学,小的跟大的学知识,大的学习组织管理,才能让儿童心智健全。幼儿园大型化显然与此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