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一名上二年级的9岁男童被养母“毒打”，导致后背伤痕累累，脚面浮肿，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事实上，中国已经有明确的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如《关于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若干问题的司法意见》以及刑法中的虐待罪、遗弃罪。
相较之国内许多愤青的喊打喊杀，我们明显感觉到接触的日本人将中日关系看得比较乐观，当被问及中日关系未来的可能性，会不会发生战争，多位新结识的日本学者、媒体人觉得，中日之间经济的纽带千丝万缕，密切相连，不大可能开战。
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与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近年以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不甘寂寞，不甘心“战败国”体制，野心不死，蠢蠢欲动，军国主义也开始抬头。日本通过改变宪法解释的方式，谋求拥有“集体自卫权”。
扛着高校改革大旗，誓去行政化，践行教授治校的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备受国人关注。南科大以热闹非凡的姿态开场亮相，我认为其首届教改班的45名学生将享受最充分的改革红利，比起后来者，他们的道路有可能是最宽广的。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在对每一位老师献上祝福之余，也不免有些担忧。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礼”，如何对待教师节礼物，恐怕已经和看待教师这一形象密切相关。因为只要有一次暗箱操作，就会无形中提高信用的成本，从而带动其他交往的信用成本，让单纯的信用关系不复存在。
无论选择发放现金还是发放教育券的方式，都将确保学生拥有教育的选择权，还可以对民办学校提供政府财政资助，使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样的“国民待遇”，打破公办学校的资源垄断。
中国的教育要发展，除内修其身之外，还需要两大外力助推，一是科技，一是资本。民办教育能纾解公共教育的压力，加速教育的发展，增强教育领域的活力和竞争力，为学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鼓励、支持外资和民资投身教育，不应只是纸上谈兵，而须落到实处。
孟浩留须死磕红头文件已被传为佳话，但折射的却是一些地方政务公开不透明、不到位的尴尬。在世界很多发达国家，政务公开，行政权力透明运行早已是基本常识。如瑞典在1766年就制定了《信息自由法》，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政务公开的立法，沿用至今。
一旦真正的民校拥有实质性的办学自主权，一方面将促进考试联盟继续演进出评分互认机制，一方面也将在生源的压力下，促使民校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相关改革，为家长和学生提供更多选择，双方各得其所。总之，民生无小事，政府做得怎样，市民心里有一杆秤。
做到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当务之急是要完善法律条文，构建民主程序，广泛听取民意，反复论证地下空间开发的可行性并让市民同意，当这些条件都不具备，与其为了短期利益多快好省急匆匆开发，不如暂缓表面经济的增长。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约束政府的逐利冲动，唯如此方能让一个城市做到可持续发展。
目前国内有关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立法十分薄弱，有关受益人并未明确规定，原本应该服务于公众的财富，被有关部门当成平衡财政支出的工具，政府吃了螃蟹，让市民来清理狼藉的杯盘，不仅暴露了其逐利本能，而且为城市发展埋下不少隐患。
在纳税人已经是衣食父母的情况下，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仍然有如此差距，所反映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工作态度和能力的问题，而是公仆们观念颠倒以及现实权力分配不公所致。
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中，即便有部分企业权利意识日益成熟，如深圳唯冠，打赢了国内官司，也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既不能增加中国企业的忧患意识，也不能改变目前科技创新不足的现状。
新课标的颁布，除了为迟缓的教育改革裱裱糊糊外，每一次更换新课标，教材势必重编，那是否意味着巨大的寻租机会，出版社不得不“跑部钱进”？但愿某些既得利益群体不会“摸石头摸上了瘾，不愿过河了”。
假如教育主管部门真心替家长和儿童利益着想，应该降低幼儿园办学门槛，降低场地和规模要求，以方便家长接送为原则。幼儿园数量多了，竞争激烈了，价格自然就下降了。幼儿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小班小校、混龄教学，小的跟大的学知识，大的学习组织管理，才能让儿童心智健全。幼儿园大型化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